（1）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常卖的“龙骨”上识出文字，从而掀开甲骨文(卜辞)研究历史的新的一页。现已发现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可观，其中地理一项，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说是中国地理知识记录史的第一篇。
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自然的山河名称，有多样的风向说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东西。史学家称早期模糊的记载为“史影”，那么，在支离残缺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对人文的“地影”，卜辞专家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都进行过研究推断，使我们对商代的人文地理态势，有了稍微具体的认识。卜辞中最常见的人文地理内容有城、邑、边鄙(郊区)、商王的田猎区、四土、邦方(方国部族)等，这几样东西构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
甲骨文材料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大地域国家的早期特征，而国家领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常说“王畿千里”，“王畿”可以理解为“中央”，国土若超过了1000里，就有了“地方”。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机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办法，地理的政治内容因此出现。
（2）不同文化的交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测绘在融合了西方测绘术后，也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传播西方测绘术的先驱者中，徐光启是功绩最为卓著的。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科学家，他师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天文、历算、测绘等。资质聪慧的徐光启很快得其要旨，并有所创造。在徐光启等中国学者的一再要求和推动下，外国传教士才同意翻译外国科技著作，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测绘技术。明朝后期问世的测绘专著和译著，大多与徐光启有关。徐光启和利马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与熊三拔合译了《简平仪说》。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测算和绘图的数学基础，力主翻译。为了融通东西，他撰写了《测量异同》，考证中国测量术与西方测量术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他主持编写了《测量全义》，这是集当时测绘学术之大成的力作，内容丰富，涉及面积、体积测量和有关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的基本知识以及测绘仪器的制造等。
徐光启还身体力行，积极推进西方测绘术在实践中的应用,1610年他受命修订历法。他认为，修历法必须测时刻、定方位、测子午、测北极高度等，于是要求成立采用西方测量术的西局和制造测量仪器。此次仪器制造的规模在我国测绘史上是少见的，共制造象限大仪、纪限大仪、平悬浑仪、转盘星晷、候时钟、望远镜等27件。利用新制仪器，进行了大范围的天象观测，取得了一批实测数据，其中载入恒星表的有1347颗星，这些星都标有黄道、赤道经纬度。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徐光启都算得上传播西方测绘术最卓越的先驱者。
（3）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测绘是由清朝康熙皇帝亲自主持进行的。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多才，勇于实践的学者。康熙帝十分喜爱地理，在整治黄、淮的工程中，他多次在现场巡勘地形，测量天文并提出具体意见。康熙三十八年春，他巡至苏北高邮，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测得运河的水位比高邮湖水位高出四尺八寸，并据此对防洪护堤提出具体要求。
康熙帝在治理国家和抵御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对当时的地图测绘粗略、精度不高、内容不详，甚感不满。根据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奏请，决定进行全国性的大地测量。
由于采用西方经纬度法测绘全国省级地图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为慎重起见，康熙帝在1707年底命传教士白晋等人在北京附近进行小面积的试验性测量，康熙帝亲自加以校勘，认为远较旧地图精确。于是决定全面铺开，实测全国各省。
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年）完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图测绘，即《皇舆全览图》的测制。
